此時薊遼總督已調洪承疇接充。此人在"貳臣"中，故事特多。清兵關后，親貴分道典兵，所向有功，實得力于洪承疇的策劃。洪承疇久在西北、西南剿流寇，槃槃大才，竟為清所用；但亦以為清所用，乃得剿滅流寇，其平生未竟之業。此中功罪是非，實在難說得很。

《貳臣傳·洪承疇傳》：

十二年授薊遼總督。是年冬，我朝兵征明錦州及寧遠，總兵金國拒戰于寧遠城北山岡，偕其二子，俱歿于陣。承疇疏言："國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迨擢任大將，兵近萬人，反致殞命，非其才力短，由營伍紛紜，人心不一也。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戰，唯總兵號令是聽，庶軍心齊肅矣。"

這是先穩住陣腳，大舉決戰，則尚有待。自天命三年(萬歷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來，真正的會戰，只有崇德六年(崇禎十四年)的松山之役。《貳臣傳·洪承疇傳》：

(崇禎)十三年，總兵祖大壽以錦州圍困告急，承疇出山海關駐寧遠，疏請調宣府、大同諸鎮兵，俟俱集，合關外兵十五萬，又必芻糧足支一歲，乃可戰可守。十四年三月，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云總兵唐通各率兵至，與玉田總兵曹變蛟、薊州總兵白廣恩、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山海關總兵馬科、寧遠總兵吳三桂，凡八大將，合兵十三萬，馬四萬。朝議以兵多餉難，令職方郎中張若麒促戰，乃進次松山。

按：前屯衛，今名前衛，北寧路出山海關第一個大站即是；下一大站為綏中，即中后所；又一大站興城，即寧遠。由山海關至錦州，寧遠適當途程之半。寧遠、錦州間有兩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為松山，由此渡小凌河即為錦州。此外要隘有連山、塔山、高橋，都在北寧線上。連山即今錦西，高橋東北即塔山。洪承疇的八大將、十三萬兵，即分布在這一帶，而以小凌河南的松山為指揮所。《清史紀事本末》卷三：

(崇禎)十四年三月，清兵圍錦州，城中蒙古兵應，破其外城。夏五月，薊遼總督洪承疇等，帥八總兵、師十三萬赴援，屯寧遠、錦州間；城守祖大壽遣卒自城中逸出傳語，以車營敵，毋輕戰。承疇持重不發，而朝旨趨戰，遂進兵，陣于松山之北。

按：洪承疇疏請調兵十五萬，積糧一足歲，乃可戰可守，此為與祖大壽商定的戰略。自孫承宗、袁崇煥以來，都是這一戰略，即以大凌河為界限，鞏固錦州至山海關的陣地，穩扎穩打；因為清兵人眾馬多，糧草補給頗問題，利于速戰，故須以靜制，以拙限速，以重輕。至清兵師老馬疲，銳氣漸消，開始撤退時，即為大舉反攻的時機。與清軍相爭而定勝負者，在穩、在久、在耐得住。至于戰方面，清兵人各二馬或三馬；明軍十三萬，馬只四萬匹，利于守而不利于攻。防守之道，針對騎兵而用車營，即營地以大車為防工事，限制馬足，車后伏弓箭手，敵騎迫近時，發矢人馬。車營可以移，逐漸推進，步步為營，既守亦攻，故曰："以車營敵。"

松山之戰，在清朝實際上是被迫應戰。其時清軍圍錦州，系更番代。崇德六年八月，由多爾袞代濟爾哈朗，而明軍八總兵所屬部隊都已到齊。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軍，但強敵當前，既有堅忍不拔的祖大壽，又有在西北剿匪、威名素著的洪承疇，此戰關乎興廢，乃抱病啟程渡遼河。據《實錄》載："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方止。"將至錦州時，先令多爾袞在高橋安營，以便進駐。多爾袞恐有失，請太宗駐駕松山、杏山間，實已繞出敵后。觀乎《實錄》中記載太宗之言，一則曰"不來，切勿輕"，再則曰"近則迎擊之，倘敵兵尚遠，先往迎戰，貽累于眾，即與敗無異"，可知完全是采取守勢。如果不是朝臣奉旨促戰，相持之下，吃虧的應該是清軍。

洪承疇布陣的況，據《太宗實錄》載：

是時敵人于松山城北峰山岡結塞，其步兵于峰山、松山之間掘壕立七營。其騎兵列于松山東西北三面，合步騎共號十三萬。其領兵總督洪承疇、巡邱民仰、大同總兵王樸、宣府總兵李輔明、云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玉田總兵曹變蛟、山海關總兵馬科、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寧遠總兵吳三桂，及副將以下共二百余員。癸亥，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汛地，我前鋒軍擊敗之，又合鑲藍旗護軍追擊至塔山，獲筆架山積粟十二堆。

據《全遼志》，峰山在錦州西南七十里，中峰如蓋，東西十二麓，拱城(按：指松山城)北向，憑山拒守，復以騎兵列陣于松山東、西、北三面，則當面之敵，不過南面高橋的清軍，眾寡之勢判然，但運不便，亦以固守為宜；不意出戰失利，失去積聚。所謂筆架山，實在是兩個島：筆架山有大小兩座，對峙海中，退有石如橋，一廣八丈，長四里許；一廣三丈，長三里許。這跟覺華島是一樣的形，由海道運糧至此，卸載兩島。其地在高橋與錦西之間的塔山之南，以地形、位置而言，當即是今之葫蘆島。

第二天又復接戰，《實錄》載：

甲子，敵犯鑲紅旗汛地，我軍擊卻之，旋復來戰。太宗文皇帝張黃蓋，指揮將士布陣，敵見悉退。太宗文皇帝諭諸將曰："今夜敵兵必遁，我左翼四旗護軍，可至右翼汛地排立；右翼四旗護軍，及騎兵蒙古兵前鋒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邊，各固守汛地。敵兵有遁者，如百人則以百人追之；千人則以千人追之；如敵兵眾多，則汝等協力追擊，直抵塔山。"是夜初更，明兵沿海潛遁，我諸將各遵上命，由汛地邀截，擊窮追，殺死及赴海死者不可勝計。

按：洪承疇所率八總兵，最得力者玉田總兵曹變蛟，屯峰山七營就是曹變蛟的隊伍；其次為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可寄以厚者，寧遠總兵吳三桂、宣府總兵楊國柱。松山之敗，始自楊國柱之中伏。楊為義州衛人，其侄楊振為本衛指揮，崇禎十二年，清太宗利用孔有德攜來的大炮首攻松山時，巡方一藻議遣將救松山時，只有副總兵楊振自告勇，行至錦縣以南十里呂洪山中伏，全軍皆沒，楊振被擒，令往松山說守將副總兵金國來降。到得離松山一里許，楊振南向而坐，告訴他的隨從李祿說："你到城里告訴金副總兵，務必堅守，援軍馬上就到了。"李祿到了城下，如言轉達，金國防守益堅，清兵無功而還。楊振、李祿則皆被殺。

楊國柱陣亡之，即楊振殉職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楊國柱傳》：

國柱，崇禎九年為宣府總兵，十一年冬，衛畿輔，從總督盧象昇戰賈莊，象昇敗歿，國柱當坐罪。大學士劉宇亮、侍郎孫傳庭皆言其重圍，非臨敵退卻者比，乃充為事，戴罪圖功。十四年，祖大壽被困錦州，總督洪承疇率八大將往救，國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按：指楊振)昔年殉難也。吾獨為降將軍乎？"突圍中矢，墮馬卒。

據此可知《清太宗實錄》所謂"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汛地，我前鋒軍擊敗之"云云，不免夸張。事實上是救錦州時，楊國柱的兵先到，與其侄一樣，在呂洪山中伏。獨怪楊國柱既為錦州以北的義州衛人，對這一帶的地形應該悉，且復有其侄的前車之鑒，而竟漫不經心，蹈其覆轍，此中真有天意在。

楊國柱之敗，不獨出師不利，大損士氣；而筆架山積聚之失，軍食堪虞，尤足以搖軍心。清太宗至此，乃改變戰略：原來是見機行事，可戰則戰，不可戰則退；由于旗開得勝，因而決心改采攻勢。如前所引，將左翼(東面)四旗調至右翼，并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邊，目的是在斷明軍的歸路。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變蛟傳》：

(崇禎)十四年三月，(洪承疇)偕變蛟、(馬)科、(白)廣恩先后出關，合三桂、廷臣，凡……駐寧遠。承疇主持重，而朝議以兵多餉艱，職方郎張若麒趣戰。承疇念祖大壽被圍久，乃議急救錦州……國柱戰歿，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承疇命變蛟營松山之北、峰山之西，兩山間列七營，環以長壕。俄聞我太宗文皇帝(按：《明史》為清人所修，故曰"我太宗文皇帝"，以明非明祖)親臨督陣，諸將大懼。及出戰連敗，餉道又絕，(王)樸先夜遁，通、科、廣恩、輔明相繼走，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為大清兵邀擊，溺海死者無算。變蛟、廷臣聞敗，馳至松山，與承疇固守。三桂、樸奔據杏山，越數日走還寧遠，至高橋遇伏，大敗，僅以免。先后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余人。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據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誤，而關系甚大，即"東至塔山"之"東"字應為"西"字。敘戰史最要的是，地理方位必須清楚。如王樸等夜遁，"東"至塔山，則為自投羅網。山海關在西面，想遁回關，自然應該往西，往東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敘過錦州、松山等地的關系位置，這里需要再重敘一遍，以清眉目。按：自山海關至錦州，乃由西南往東北；由東北往西南，則錦州之南為松山，松山之南為杏山，杏山西南為高橋，高橋之南為塔山，塔山之南為連山(錦西)，連山之南為寧遠(興城)，即為吳三桂的防區。

當楊國柱敗歿于錦縣之南的呂洪山時，其他各軍亦已到達松山附近；在王樸夜遁、吳三桂等相繼逃走時，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過高橋，至塔山附近為清軍所攔截，此即清太宗絕其歸路之計。王樸、吳三桂遇阻而退，還據杏山。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寧遠，自然仍舊往西；而清軍則已自塔山進至高橋設伏。

檢討此一役的因果關系，以楊國柱呂洪山中伏大敗為戰局變化的關鍵；而所以出現此一關鍵，則由于張若麒的促戰。張若麒亦《貳臣傳》中人，籍隸山東膠州，兩榜出，以為楊嗣昌收買劾黃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調兵部職方司。明朝兵部權重，四司中武選掌除授，職方掌軍政，其職尤要。《貳臣傳》本傳：

(崇禎)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圍錦州，總督洪承疇集諸鎮兵來援，未敢決戰。兵部尚書陳新甲遣若麒往商于承疇，分四路夾攻。承疇慮兵分力弱，議主持重；若麒以圍可立解告，新甲益趣承疇進兵。若麒屢報捷，洊加祿寺卿。既而諸軍自松山出戰，我師擊敗之，殲殪各半。若麒自海道遁還，新甲庇之，復令出關監軍。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陳新甲傳》：

時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吳甡議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于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為然，而新甲堅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奏上聞。新甲復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