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徐策接到個電話，是太太從國打過來的。

太太是臺灣人，他在國工作期間認識的，隨後結婚。

溫賢淑，結婚後了全職太太，在家帶孩子。孩子今年三歲半，主要以英語教育，會一點中文，但小孩本就口齒不清，他太太的一口臺灣腔更是讓小孩的普通話顯得不倫不類，好像天天強迫他回家就只能看臺灣綜藝節目。

孩子今天在電話里用英語問他，爸爸什麼時候回來。

徐策心頭微微一震，最後強笑著說，大約過一個多月就回來了。

太太並不知道徐策回國後到底做了什麼事，只是聽他說母親一周年忌日，他回去料理一下家裏的東西，把國的事全部辦完，再回到國后，大概永遠不回國了。

太太過去從他口中知道他的家庭況，對他來說，只有母親一人是至親的親人，父親早年離異，這些年來，對他並無幾分關心，他自然也對父親的印象淡漠。

如今母親亡故，國已無可留，只等著把事都料理完，回國外再繼續回到投行工作，安安靜靜地養妻兒。

每當他想及此，他那張似乎永遠波瀾不驚的臉龐，總是會眼帶潤。他不知道現在做的事，是否有一天會暴，如果他在國被抓，那麼毫無疑問，將判死刑，或許都沒辦法再見兒子一面。

如果他已回到國，案件暴，按照國的法律，特大的刑事殺人案也將被引渡回國。

他在回國前買了份保險，益人填的是妻子和兒子的名字。

在他做這個計劃前，他心中總會冒出一個反對的聲音，人已經死了，你想法設法把他們全殺了，對你又有什麼好呢？而且如果一旦被抓住，你的一生，你的家庭，都將徹底毀滅。你這麼做太自私了，只顧及你心裏的仇恨，卻不考慮你那位你的妻子，以及喊你爸爸的那個孩子。

或許吧，我是太自私了。

他仰面吐了口氣。

即便媽媽在天有靈，也一定反對我這麼做的。

但是——

公義的標尺，總是要有人去衡量的。

如果每次屠夫對良善的人們落下刀鉞后，餘下的人總是抱著逝者已逝，活著的人要向前看的態度，那麼，誰來懲治罪惡的屠夫呢？屠夫也必然會將把手裏的刀鉞再次對向良善的人們，誰能保證你不會是下一個？

律法已經敗壞，需要殉道者誓死抗爭。

以暴易暴，從來都是無奈的選擇。

想起母親，他總是很慚愧。

昔年出國后，總想著早日事業有，好讓母親好日子。可當他已經為別人眼中的事業有時，他總覺得還不夠，相比起更有錢的人，他又算得了什麼？所以，只能在所謂的事業這條沒有盡頭的路上，繼續忙碌。

而這時，他母親去世了。

出國至今，平均每年只回國一次。太太和兒子由於簽證的關係，一共更只回來過兩次。

作為一個獨自把他帶大的母親，只見過兒媳四次面，只見過孫子兩次面，在預期的未來滿生活即將照進現實之際，突然遙不可及。

這是怎樣一種痛！

這是怎樣一種恨！

尤其當徐策聽過舅舅講述那一天的形，兩輛大型挖土到了家門前，他們尚在苦苦哀求。那位城管局的副局長拋下一句話：「別說是強拆，就是強，你們也要配合。」

頓時氣得他媽媽跳到房子前，用擋向機。

施工人員停下挖機，向這些領導詢問該怎麼辦。

那位林嘯的科員打電話跟國土局副局長王修邦確認后，冷然向施工隊下令：「給我推，推個乾淨，看他們要錢還是要命。」

挖機的大機械手，直接砸向了老宅的牆壁，機的力量非常大，還沒把房子推倒，樑上一塊大石頭突然砸了下來，他母親當場死亡。

每當想到此，徐策心裏問一句，他們該死嗎？他心中會堅定地回答自己，全部該死！

林嘯已經被他控制了，下一個就是張相平。

再接下來，是城建局副局長和城管局副局長。

唯獨困難的是那箇舊改辦的主任，始作俑者，王修邦。此人是個低調、行事小心謹慎的僚。

從林嘯口中探知，此人幾乎沒有顯著的弱點。或許貪錢，但應該沒貪過大錢；也不好，從來沒聽過有關他的緋聞；人際關係相對簡單，與社會老闆接適可而止；不貪杯，應酬，即便在外應酬，幾乎都會在晚上九點前回到家；沒有業餘的興趣活；格老練，在場既不得罪人，也不跟一些高調的人站隊。

更困難的是，他家住在鬧市區，中途沒有像棲路那樣人跡的路段。

這樣的一個人，幾乎沒有下手的時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如果只有幾天出現了半夜回家的況，徐策沒辦法抓住這偶然的機會。加上此人格保守，甚至都沒有機會認識他，靠近他。

從對他進行過幾天跟蹤的況看，正與林嘯所說的一致。他按時下班回家，雖離婚幾年，但卻從沒和人接。

這更是個不尋常的僚。

當然了，最壞況下，徐策還有槍。如果徐策不要命豁出去，揣把槍，找個機會理由，直接進他辦公室，掏出槍來當場崩了他，那麼肯定能事。但這樣一來，徐策也會毫無懸念地落網。遙在國外的妻子兒子，再也看不到了。

他不會這麼做，他不是個衝的人。——他幾乎從來沒有衝過。

對付王修邦，還需要繼續準備著那套方案。

現在的工作還是對付張相平吧，這箇舊改辦的主要領導之一，還是抓了他表弟的傢伙。他的日子快到頭了。

因為——徐策的扎胎實驗已經基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