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相信這世上有真正的國商賈，比如弦高，以幾頭牛犒師智退秦軍，換取鄭國周全，事后卻又拒絕犒賞……”

黑夫話還沒說完，卻被張蒼打斷了。

“12頭。”

“什麼？”

張蒼拱手道：“敢告于攝政，準確來說，付出的代價，是12頭牛，四張皮革。”

黑夫不高興了，長得胖，看書多，腦子好用了不起啊？領導講話，是你能隨便打斷質疑的麼，你看看一旁的蕭何，一副書風范，多乖巧！

張蒼卻無視了黑夫的黑臉，還一本正經算起帳來：

“下吏在九章算中出過一題：今有共買牛，七家共出錢一百九十，不足三百三十，九家共出二百七十，盈三十。問牛價幾何？”

他看向黑夫，等了一會，遂自答道：“一頭牛價值3750，12頭，加上四張上好的皮革，將近五萬錢，一個富裕人家的財產。”

“但弦高從此事中得到了什麼？沒錯，他是說，作為商賈，忠于國家是理所當然的，如果獎，豈不是把我視作外人？但這并非毫無利益，保護了鄭國，便是鄭國商賈守住了自己的利益。”

“鄭國與諸侯不同，極重商賈，早在立國時，鄭桓公便對鄭國商人的承諾過，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gài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鄭國不強買強賣，不無故剝奪商人財貨，但同時要求彼輩不得背叛鄭國，在國外探查到諸侯對鄭不利之事，要立刻回報。從鄭桓公到子產，鄭國世代堅守此約，商賈也抱之以瓊瑤。”

所以小小鄭國才能富稱天下，并在晉楚秦齊中間長袖善舞。

張蒼說道：“故弦高救了鄭，也是救了自己，救了鄭商棲之所！這豈是五萬錢能比擬的？只有知道皮之不存將焉附這道理，商賈方能其國。”

“只可惜，這種形，只在鄭國才有，至于其他諸侯，數百年來，但聞商賈售國利與敵國以求存，卻再未出現過第二個弦高！”

“今日亦然，比起出財貨恢復民生，他們心里想的，恐怕是用府同意的手腕，為自己獲取更多財富罷！”

黑夫頷首：“你是說，發國難財？”

張蒼很認可這個詞：“對，發國難財！這便是數百年來，關東巨賈最擅長的斂財手段！”

“白圭奉行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法子，但說白了，便是囤積居奇。”

“他家收年景時，買進糧食，出售、漆。蠶繭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用觀察天象的經驗，預測下年的雨水多及歉況，若當年收，來年大旱，就大量收購糧食，囤積貨，待到災年，再將陳谷高價售出！中原歷次大旱，米價石數百，都有白氏在推波助瀾。”

“我近來我聽聞，鄭地宣曲縣有有一個商賈任氏，做了督道倉吏。去年，秦之敗也，群盜豪杰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取倉粟。果然，眼看敖倉燒了，到了今歲，民不得耕種，青黃不接，梁、鄭米石至千，而豪杰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這是白、任的斂財之，而蘇氏則是另一種手段，在百姓困難時給予借貸，人稱之為赍貸子錢，本錢為母，利息為子。到了次年，百姓還不上錢，蘇氏依然和悅，允許彼輩再借，以田宅作為抵達。到了第三年，利息愈多，百姓無計可施時，蘇氏這才拋出債券，收了彼輩的土地。”

“如此反復兼并，至秦滅周前，已占據了東西周大量田土。”

“而一旦這些商賈勢大后，更不得了，財力上可與王者埒富，比如蘇、白，若說周天子是東西周公的傀儡，而東西周公在財力上，則是蘇白的傀儡！所以周王才會被到債臺上，面掃地，不得不答應讓蘇白為卿，分庭與之抗禮。”

“這些巨賈有了權勢財帛，便漸漸奢靡起來，有田池獵之樂，擬之人君，購大量奴婢田奴，謀取鹽池鐵山，而府的賦稅，便越來越，說彼輩是素封，絕不為過……”

很顯然，張蒼是看這些大商賈不太順眼的。

“這是府的看法？”

黑夫看向另一人。

“治粟史以為呢？”

作為黑夫手下經濟領域的左右手，蕭何比年長，比張蒼瘦，還比張蒼低調，一直埋頭在農事和修復被戰損壞的渠水利上，在朝中議政時，他永遠先聽后說，從不與任何人有劇烈的觀點相悖，此刻便不不慢地說道：

“下吏麾下有不農家士人為吏，此外，便收集了他們的議論，以及關東沛小民對商賈的看法。”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砍伐薪柴，修治府，服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雨，冬不得避寒凍，四季之間沒有時間休息；還有私人的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老兒，開銷都全靠這百石粟米。”

“對每家農戶而言，田租還好說，在收口賦時，偶爾可以用帛代替，大多數時候，必須繳納錢。于是只好帶著糧食去集市出售，那時糧價必賤，只好半價而賣，甚至都賣不出，便只能以兩倍的利息去借貸，好應付口賦，免遭刑罰。”

“勤勞辛苦如此，卻也不能確保命，倘使遭到水旱災害，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戰，府的朝令夕改，那就只能靠賣田宅、鬻子孫來求活。”

“可商賈呢？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帶著他們積累的奇贏之，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不蠶織，必文采，食必梁；無農夫之苦，而有仟佰之得。”

“因其富厚，通王侯，勢力超過吏，千里游遨，冠蓋相，乘著好車駕著馬，穿著綢披著白繒。這就是過去百年間，商賈之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的常態……”

“這是農家與大多數小農的看法，未免失于偏激，但大多數皆是實。”

總之一句話，資本家的良心，信不得！

所以農家里原教旨主義的那一批人，才極力主張，要將商賈統統干掉，讓世界恢復到上古自食其力的時期。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關東六國商業繁盛的背后，問題著實不，一部分人是先富起來了，集市也熱鬧了，奢侈品極歡迎，但許多農民仍掙扎在貧困線上，國家本，也沒有因此而富強……

至于一些人覺得“只要發展商業就能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更連影子都見不到！

巨賈們但凡有積蓄，除了購買奢侈品以炫耀富貴外，便一門心思兼并土地，土地越多安全越大，此外便是如呂不韋般，搞政治投資，將金錢化為權勢，從而真正實現階級的飛躍……

說白了，你別看戰國的巨賈名義上是商人，可他們的思維，仍是農夫，仍是本位那一套！

更有甚者，還有人為了利益，與異族勾結，銅鐵等品也運送出塞！黑夫已掌握了烏氏與匈奴暗通的證據，只可惜這老賊猾，任黑夫熱邀約，就是待在羌地不回來，這羊不太好宰。

“五蠹。”

張蒼接話道：“吾師兄韓非也覺得，商賈，尤其是巨賈，乃是邦國軀干上的五蠹之一。”

翻譯過來就是國家蛀蟲……

“這也是商君之所以重農抑商的緣由。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而名卑，以免從事本業的人，而致力于商賈末業的人多。”

秦人農夫的生活，比關東一般市民要苦，沒辦法，府掌控力強啊。若讓他們發現，自己辛苦砍人頭換來的爵，商賈花錢就能買到，自己辛苦一年的耕作，商賈半年就能掙到。

那誰他娘還愿意為國耕戰？早就十萬人民九萬商了！

農民是綁定在土地上的，每年有固定的產出，其龐大的人群和穩定的居所，是國家征稅最方便的對象，糧食、布匹都是剛需。

而商賈則跑來跑去，又無實際生產，總是將左手買的右手倒賣，他們投機的逐利行為，甚至會引發價的波，對穩定十分不利。

所以在商鞅為秦孝公規劃的藍圖里，商賈，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其政治作用，和二戰時的德國猶太人差不多……

在秦國，商賈被課以重稅，并按照人口的數目包括家中奴仆分攤徭役，每逢戰爭發，市籍和贅婿，是最先被征發的人群，被拖到前線做炮灰。

為商賈劃定市籍和專門的居住區域，讓他們穿白作為標志，不經允許不得外出，嚴乘車，子孫不得為吏，地位只比刑徒奴隸高一點。

大秦立國的基礎，農民和軍功地主們，頓時就覺得舒服了。

農民指著那些卑賤的商賈對子弟說，切勿為賈，與彼輩相比，吾等還有何不能滿足？他們的出路，便只剩下作戰種地。

軍功地主則政治、經濟上的利好，再沒有無尺寸之功卻家累百金的暴發戶在眼前晃惹他們心煩。

唯獨商人，政治地位被踩到泥里，經濟地位則本現不出來。

那麼問題來了，還做商賈干嘛？于是秦人除非真活不下去了，否則，寧可被府分配給人做雇農，也好過為賈啊！

商鞅悉人，他功了，自此利出一孔。

除了討得秦始皇帝歡心，得到政治豁免的烏氏、寡婦清外，秦國再無大賈，販夫販婦更卑微不已。

而在國家層面，商鞅做得最絕的事，是嚴格實行府專營，糧、酒、鹽、鐵、銅，只要是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都由府包辦。在關東各國，被封君、巨賈從中截取的利益，在秦國卻源源不斷流府的肚子里。

吃完農業租稅，繼續吃專營紅利，六國府空有膏之地卻仍由蛀蟲泛濫，腸轆轆時，秦國魄卻日益健壯，最終吊打了六國。

這是制度的勝利，是法家的勝利，也是重農主義的勝利！

不過話說回來，重農抑商，后世總是口誅筆伐，好像這就毀了中國文明，讓中國錯過了“資本主義”一樣，卻鮮有人真正想過，為何要這樣。

重農是永遠沒錯的，抑商也絕非錯誤，而是在特殊年代里，不得不施行的措施。

如今，坐上這“執一以為天下牧”的位置后，黑夫看得更加明白了，對府而言，有三個問題，是必須解決的。

1.府運轉需要巨額的財政開支，靠農業稅本不夠，如果不執行國有專營制度，請問錢從哪里來？

2.一旦遇到戰爭、災荒等急需用錢，國庫卻空空如也，怎麼辦？

3.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財源掌控在手中，形倒的力量，一旦地方勢力膨脹起兵造反，怎麼辦？

這是后世難住了中國兩千年的“桑弘羊陷阱”，也是眼下府、治粟史達的共識，也是黑夫必須繼承的國策，牢牢把住國家的經濟命脈……

“但這種大政府包辦，真的能百利而無一害？真的能在這通信息落后的時代嚴格執行麼？”

大秦是富強了，一統了，但民眾生活沒有以眼可見的速度，變得更好。

先前在關中被掩蓋的問題，隨著秦吏空降到關東各地，也一一出現：

關東不適應秦地經濟政策，水土不服，營很難推行，各地的大工商業主無利可圖后，鹽、鐵的開采效率漸漸低下，而營工坊生產的東西價格昂貴，因為監管的缺失，質量也不見得多好，十年間，關東地區的鹽鐵產業凋敝墮落。

沒有競爭的市場，終將死氣沉沉，難有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