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學校門口的大街上永遠都是車水馬龍，人們行匆匆，從一來，到另一去。有許多次，我站在這里，看來來往往的人、形形的臉和繽紛各異的裳，因為數量的巨大，眼花繚。

是這個城市著名的大學路，除了一座又一座的大學，這里充斥著無數銀行、書店、理發店、小吃店……路不寬，然而通總是很擁堵，那些無奈而焦躁的司機習慣了按喇叭企圖驅散行人，而行人總是視若無睹地在車流中橫沖直撞。林卡說：在這條路上，兩條的比四個子的要更有力量。

林卡是與我同寢室的姑娘，川妹子，嗜辣，皮卻明般晶瑩閃。在2000年之后，師兄們總是嘆息著說：“戲劇系的絕種了，現在的主持人流行特型演員。”可是因為林卡，師兄們笑靨如花地搶先表達：“林卡是超人，拯救戲劇系淪落的審。”于是，大學兩年，林卡是當之無愧的“校花”，而與“校花”形影不離卻又相貌平平的我便淪為當之無愧的“校葉”——紅花總要綠葉襯的。

然而，好在我的高考績高——我以超過文化課分數線110分的絕對高分為戲劇系歷史上最“牛”的學生。我似乎終于意識到這個真理：假使你無法改變自己的容貌，那你唯有以更加富的心支撐自己的靈魂，以使其更加強大。

就比如現在——我依然不漂亮，大型校級文藝晚會、省級演出我永遠不能擔綱主持，然而每逢演講比賽、辯論賽或者知識競賽，我又是當之無愧的一號人選，因為我可以隨時隨地引經據典，而這又恰恰不是所有人可以備的。

生命，似乎正在綻放它最人的笑臉，以近乎玄妙的方式，昭示種種的可能與不可能。

我生活了兩年的藝學院是個讓我無法形容的地方，因為太多的矛盾詞充斥其間。比如：校園面積很小、舞臺天地很大；外觀樓宇陳舊、里設備昂貴；總有人夜不歸宿，住宿制度之嚴格卻冠絕省城高校；很多年輕的人們走來走去，面容單純寧靜、閱歷富糾雜……是最簡單的大學時代，卻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而早早，心理素質突飛猛進。漸漸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對于這里，我總是不可扼制地懷有深深激：因為我很多次這樣想過——假使沒有藝學院，現在的我會在哪里、在做些什麼？

約，還是可以記起一張臉，那樣白皙的皮、清秀的面容，目里有深深的冷。伴隨著那樣鄙棄、不屑的聲音，響徹我的記憶：

“陶瀅，你不漂亮，績又不好。”

“你畢業后能干什麼？能做公車售票員？”

“或者，你可以去環衛局做城市清潔工？”

……

是記憶的碎片，然而清晰凌厲。仿若一些細小的刀片，貌不驚人的小，飛過去，甚至看不見傷痕。要過一小會，鮮噴涌而出、筋脈悉數斷裂，英雄倒地，驚懼著死亡——惟其小，才能夠殺人于無形。

那麼，或許正是因為了這些沉在記憶深不懷想的歲月，我對今天所能擁有的一切，才懷有真誠的念。

秋天的時候我把頭發剪短了。

我似乎從未剪短過自己的頭發，即便是在曾經那些最不修邊幅的日子里。剪短了的頭發順地服在我的耳際，起風的時候會細細地飄。我的頭發而細，一一縷縷地缺堅的固著。因為與細，扎起來的時候就匯那麼小的束，任何小號發夾都可以將其固定，只輕輕一挽，便是孱弱纖瘦的髻。戲劇系和舞蹈系的生大多長發飄飄，于是我剪短頭發后很是引起了一陣軒然大波。

先是老師們很驚訝地看著我：陶瀅，你這是《實話實說》還是《開心辭典》？

然后是關系不錯的師兄，這個系的、那個系的，看見了，驚訝很久，然后清一帶著惋惜嘆：陶瀅，其實你還是長頭發好看。

再后來連幾個常常在餐廳里幫我占座位的小師弟都要說：師姐，你失了嗎？

……

我終于無言以對：是誰說頭發只能和有關？

我的，或許和左手有關。

我是個左撇子生，從3歲學用筆、拿筷子，到今天，17年間，我用的都是左手。

吃飯、寫字，主持節目拿話筒，都是左手。

在我16歲的時候，便有一個男生預言：“陶瀅，你的左面要麼不能坐人，要麼就得坐一個甘心一輩子彎腰撿筷子的人。”

因為如果不這樣，吃飯的時候，他的筷子便會掉到地板上很多次。

筷子，或是鋼筆，掉落的時候濺出極其輕微的響，在我的記憶中，代表尷尬、委屈、惶恐、歉疚……我曾經，是從最尷尬、委屈、惶恐、歉疚的歲月中一點點跋涉出來，很努力才做到昂起頭，在燈明亮的舞臺上，鎮定自若地講話。

為此，幾乎付出了我整段年時作為代價。

不能再回憶。

因為假使真的要回憶，我不知道，那個為我預言的男生、那些生如斯的畫面，隨著歲月的流淌，沉淀到了何方？

心里會有淺淺的疼，挾裹著那些再也無法重走的時，起起伏伏。

想起一闋《一剪梅》，最后一句說：流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或許，歲月是最無的手，任時催紅了櫻桃、染綠了芭蕉，更是把韶華人生拋在后頭，然后，過去，覆上細細流年的塵埃。

多麼巧，16歲，我的綽號便是作“大櫻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