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會有這種罕見的趨勢，是因爲瓊林學派在塑造實心學時，並沒有持文人常有的門戶之見，而是積極的博採衆家之長。因爲出現最晚，它幾乎吸取了各家所長，來完善自的學說。它將實學思想融到了心學中，形一門‘實心並重’之學。它向泰州學派學習，用人的自然本質，去修正王學的‘良知’，主張良知的主要涵是個人格的平等、尊嚴和獨立，充分肯定個人生存的權利和人格的尊嚴。

類似泰州學派的‘百姓日用即是道’，實心學提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聖賢，只要能在自己的範疇做到極致，即可聖。諸如倉頡造字、伏羲演卦象、神農嘗百草，有巢氏發明房屋，乃至蔡倫發明紙張，都使他們名垂千古，爲世人稱頌，這都是聖賢。

實心學又不是一味的迎合，使自己變四不像，而是大膽的創新，修正了‘析氣與理爲二’的儒家世界觀，主張‘盈天地皆氣’。即氣這一質實纔是宇宙萬的本原，而且它變不停，時刻流。所謂理，乃是萬的闔闢升降、靜的秩序，是氣之流行的條理。理不能離氣以爲理。人類依據心這一主，格窮理，就會自然發現世界真實存在，揭示出世界的本源。

所以它認爲世界是可認識的，萬運行有其在規律，而發現其規律，就是格，格便可致知。這似乎是在走程朱的老路，但理學的格，是類似於禪宗的頓悟式的，所謂‘今日格一，明日又格一，豁然貫通，終知天理。’其聖賢之路，雖有起點，卻似乎永遠看不到終點。更可悲的是，走在這條路上的人，要麼頓悟聖，要麼徹底失敗，皓首窮經，白做無用之功。

而實心學的格卻是漸進似的。認爲聖賢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通過後天的主學習，由小及大，多年積累，才量變產生質變，掌握了‘大道’，爲聖賢。這樣的好是，就算最終不能爲聖人，也可爲完人、賢人，取得大就，獲得大滿足。

同時，實心學對如何格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格究理，就是要發現藏在我們直觀可見的世界背後的象真理。因此不能離現實的純思維的空想，而是必須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經過實踐檢驗和嚴邏輯論證，最終得出關於客觀世界各種事的本質及運規律。這種本質和規律，就是我們苦求的真理。

至於‘邏輯’這個詞，人們並不陌生，蘇州通譯局翻譯的《邏輯學》一書，已經問世二十多年了，而且也可以溯源到先秦時代的墨子。它可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之紀、明同異之、查名實之理、利害、決嫌疑；摹略萬之然，論求羣言之比。’其核心在於探究萬相關之原因。

實心學認爲，學者之所以辯論不能明是非，分勝負，乃至得出真理，就是因爲缺乏邏輯，從而出現種種詭辯混淆視聽。只有邏輯才能掃除詭辯的迷霧，糾正悖論的錯誤，引導人們獲得真知。

所以瓊林學派的第一課，就是學習邏輯，沒有通過邏輯學的測試，就不許開口論經。而學者所出的每一言，都必須符合邏輯，如果出現前後矛盾、自相矛盾，或者與實際矛盾，則必須承認錯誤，並在一段時間保持緘默，重新審視自己的學說的邏輯。

實心學的創立，第一次爲懷‘修齊治平’，卻深迷茫無助的中國文人，指出了一條明路。是以一經問世，便吸引到信者無數，尤其是那些懷大志的熱青年，幾乎輕易就摒棄原先所學，加了瓊林學派。

而實心學‘三百六十行，即可出聖賢’的開放態度，又吸引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工商業者加進來。短短數年，瓊林學派便發展壯大起來，尤其是在東南，幾乎每個州縣，都有其講學之。只是因爲吸取了王學魚龍混雜，作犯科者衆多的教訓，瓊林學派建立了嚴格的戒律。在孫鑨所制定的《會約》中，提出了二十四條讀書講學的要求。

其中‘四要’，是加瓊林學派目的。‘二’，是指在會中學習應持的態度。‘九益’是讀書講學的九大好。而‘九損’則是有害於讀書講學的九種行爲，也是瓊林學派的戒律：

所謂比暱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評議是非，浮也；談論瑣怪，妄也；文過飾非，怙也；多言人過，悻也；執是論辯，滿也；道聽途說，莽也。違反了這些戒律，會遭到學派的懲罰，嚴重的直接驅逐。

除了戒律之外，還有嚴格的儀式。由褚大綬制定的《會約儀式》十一條，規範了集會講學的儀式。比如孫鑨在崇正書院首次講學的形，就是最好的說明。

在開會的前一天，書院山長已經恭恭敬敬地捧著孔子和孟子的聖像，將其掛在講堂。這一日儀式舉行時，先擊鼓三通，所有與會者穿戴整齊，在聖像前行四拜禮，再到供奉著墨子、朱熹、明先生和白雲先生的四賢牌位前行禮。

然後進講堂，主要人按主客、按長序分東西兩側坐於講臺團之上，聽講者則盤膝坐於臺下，先由禮讚領誦門派經典一段，然後當值者點起線香，衆人靜坐默思。待線香燃盡後，方纔由本日主講人授講，然後是自由提問解時間。還經常會有辯論，任何人都可登臺一展雄辯之才，但前提是必須符合邏輯，若有違反，則必須緘默數場。

在後人看來，也許這其中的儀式過於繁瑣，但就像皇帝要通過演練禮儀，來加強君權神授的權威一樣。一個學派想要從單純的學流，轉變爲某種政治組織，也必須要經過這種莊嚴的儀式來達。

因爲這次主講的孫鑨，不僅是瓊林七子之一，還是‘實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這些年他闡發本門經義的著述廣爲流傳，然而卻因爲朝廷員的份，一直甚參加講學。現在他被削職爲民，反倒了本門的福祉，故而其講學的消息，雖然沒有在報紙上告白，但江浙一帶的門衆還是雲集而至，短短三天，就聚集了六七千人。

雖然崇正書院常年講學不斷，但也沒有空間容納這麼多人，耿定向只好在瓊林學派主辦的《新知報》上呼籲，請南京本地的門衆，將聽講的機會讓給外地的同門，這才勉強解決了問題。

等大家坐定，再東西相對兩揖。等當天結束前，擊磬三下，東西相對一揖，再向聖像和四賢行禮，肅穆退出會場。

在瓊林學派的學者中，孫鑨最反對虛談，不僅批評王學，對程朱理學亦抨擊甚厲。主張‘大抵不侈語微，而篤實以爲本。不虛談高遠，而踐履以爲程。’故而今日所講的容‘心與事功之間是否相容’，也是扣自己的主旨。

之所以有這個講題，是因爲他敏銳的發現，瓊林學派中的不學者，都有些‘重實輕心’了。這固然是對心學和理學空談心的修正，然而卻是矯枉過正了。

孫鑨提醒門衆，空談心而忽略兵農工商等實用之學，固然會陷於空疏；但太突出實用而缺對心的真切認，亦會迷失人之爲人的方向。因爲心之學本來就是探討人的本質及如何立世的問題，它涉及到人的生存價值和終極意義的思考，如果忘記了如何爲人，只會爲慾的奴隸，最終毀滅這個世界。所以要始終不懈的反觀求，慎獨、戒懼，以確立在的‘道德自我’，促進自我的完善。

當然，若只以心之學爲能事，僅僅執著於對心的悟解而不屑於做其他實際的事務，那麼心之學無疑將會變回一種‘無用之學’，所以，心與事功之間應是‘合則兩，離則兩傷’的。

孫鑨的講學微言大義，深淺出，邏輯嚴，聽者無不深以爲然。待其講畢，便有門衆發問，先是就其論題提問。過了半個時辰，問題漸漸轉移到一些衆人關心的熱點問題。

有滁州瑯琊書院的山長問道：“去歲先生在《新知報》上發表文章，說設立學校，不僅是爲了養士，更不是爲了科舉，而是’必使治天下之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學生請問，日後我們的書院，該走什麼樣的道路？”

“此言是針對書院的未來而發。我們現在的書院，已經不僅是教書育人的學堂，更是講經論政的場所。國家之新風，由此發軔，民族之方向，以此爲指向。因此我們的書院，要肩負起更大的責任，一方面要以天下爲己任，教化四方，使朝廷之上，鄉閭之間，漸濡染，莫不有發向上之氣。”頓一下，他接著道：“從長遠看，則要形強大的輿論力量來匡扶社稷。只有這樣，才能使盜賊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多謝賜教。”那位山長坐下了，卻又有人站起來問道：“先生所言，似乎與夫山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如出一轍，您是不是也贊同他的那些驚世駭俗的觀點？”

《明夷待訪錄》問世不過數年，卻已經得了‘海第一奇書’的名頭，其共有二十一篇，在開篇的《原君》中，便無地揭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因爲皇帝自視天下之主，便將萬邦五方，黎民兆億看做自己的私產，‘其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以奉一人之yin樂，視爲當然。’曰：此我家業之花息也。’所以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自得其是也，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大逆不道之言，在二百年間是沒有人敢說的，此書作者卻大聲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是國民之‘敲剝者’。並理直氣壯地呼籲，現今應當是‘天下爲主，君爲客’

在《原臣》一篇中，作者同時也提醒士大夫們，不要再做皇帝敲剝百姓的同謀幫兇，而應該是‘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因爲‘天下之治，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士大夫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

在《原法》一篇中，又對專制制度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專制的君本制度，而改爲民本制度不可。

可以說，先秦至今兩千年，還從沒任何人，像本書作者這樣，膽大包天，毫不留的將君主制度批判的無完。此書已經問世，便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被印刷數萬冊，廣爲傳佈，令不知多人脈賁張。

據說，泰州學派的狂人李贄，在得到這本書後如獲至寶，便立刻趕往江西永，找到了居多年，不問世事的何心。

何大俠在看過這本書後拍案而起，欣喜若狂道：“得此無上真言，雖死無憾矣”第二天便收拾東西，跟李贄走出山區，重回世間講學。他不講別的，只講此書。因爲何心的巨大聲，使這本書幾乎無人不知，其‘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爲主，君爲客’的名句，也幾乎無人不曉。

許是這種說法，過於驚世駭俗，與他狂俠之名吻合，故而世人便將此書的作者，按在了他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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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枯燥的玩意兒，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