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苑竹臨走前給了他一張名片，上面有他在新加坡的電話與地址。他說他還在找金紅玫，十五年過去，了他心頭執念，愈想忘就愈忘不掉。如果司七能有的消息，勞煩將這名片轉給，見與不見，都在一念。

這算不上故人的故人與他告別，司七將鐘表店提前打烊。

司七覺得太累了。

這個故事講了二十余年，像是把自己的生命當蠟燭在燒。

太累了。

***

【1957年，香港】

金紅玫再也沒回來過嗎？

回來過的。

苑竹離開四年后，一個胡年的珍珠商牽橋搭線，讓程先生與金紅玫聯系上了。程先生給了司七鐘表店的地址，金紅玫便坐船回來了。

出現在他店門前時穿著長及腳踝的風，帶一條金的厚重圍巾，頭發盤發髻，著一鑲著珍珠的銀簪，襯得面瑩潤，并沒有老許多。司七以為他們見面時會有許多難以言說的心緒，可當兩個人真正面對面地坐下來時，他心中竟然只有一無可訴說的悵然。

距離他送離開上海的那一晚，已經過去二十年了。他們不再是窮困潦倒的小戲子和小乞丐了，他們穿著面的裳，一道去了附近的酒樓，點下許多昂貴的菜。司七低著頭一口一口地往里放，金紅玫坐在一側，幫他夾了一些進碗里。

他眼角忽然滲出了一滴淚。

他從來沒有在金紅玫面前哭過，不對，他從十三歲那年在廟里撿回一條命，就再也沒有哭過。他的眼淚愈流愈多，沉默地坐在他邊，用指尖替他拂去了眼淚，就像他曾替一樣。

這一年他已經三十九歲了。

他已經三十九歲了啊！

到底是誰奪走了他們的年時代，到底是誰啊！

倒沒有哭，的容貌并沒有變很多，可是渾上下，已經沒有一能讓他想起以前。他們在酒樓里吃過飯，又回店里說了這些年的經歷。沒有和他說歐洲，說的是悉尼的海港大橋，是紅土沙漠，是印度洋的汐與珍珠。說自己沒有嫁人，說自己或許不會嫁人了。

“司七，或許一個人向前走也很好，不等別人回頭找自己，也很好，”用手撐住柜臺，臉上又出現了十八歲時一樣的神，“你呢？你也向前走了嗎？”

他？他向哪里走？他是的擺渡人，將送到河對岸，余生也只能坐在船上，反反復復地行駛在他們同行的那條河流。那條河流里有十三歲的寺廟和火車，十六歲的閣樓與蘇打水，河面上有常開不敗的荷花，花扎進河底的淤泥，沒有一朵花錯過花期。

在香港的日子住在酒店里，并沒有住在他家。他們都長大了，已經不是可以共同宿在地板上的年齡。你聽，他一晚上睡不好，頸椎還要咯吱作響呢。

那幾天司七關了店門，陪到轉轉。對什麼都好奇，什麼都要一，看一看，相了一陣兒，就又像小時候了。他們買了兩本蘇打水坐在港口的長椅上，從背影過去，和一對夫妻也沒什麼差別。金紅玫低著頭把蘇打水喝完，喝得有些冷了，用圍巾裹住。

司七看了一眼，心想，倒是不來找了。

已經遇到什麼，都不會來找他了。

他一直在等金紅玫和他問起苑竹，等到要離開香港的前一晚，才終于在鐘表店里聽提到這個名字。那時選了條心儀的手表在手中把玩，司七抬頭看了一眼，說：“喜歡就拿走吧。”

“你后來有沒有見過苑竹？”的聲音疊著他的聲音響起來。

的眼神落在手表上，詢問的姿態也不甚在意，可指間微抖，鐘表的金屬表鏈又被出聲音。那一邊，司七戴著眼鏡在轉齒，細螺擰了一下，又擰了一下，終于開口說話，說的是：“見過，他和妻子來香港旅游，正巧來我店里買過表。”

笑了一聲，把表放回玻璃柜面。

“好像也沒覺得難過，”說，“那你問他那年為什麼不回上海了麼？”

“問了，”司七低下頭，螺再也釘不進槽，他看見自己的指間在微微的抖，“他說家里給他許了門當戶對的人家……他就聽了。”

“啊，”金紅玫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啊，怪不得。”

兩個人不再說話了。

他深吸了兩口氣，手終于穩了，也對上了手表背后細小的螺紋。他將后蓋蓋回去轉，從柜臺后面站起。來上海后一直沒找到合適的鞋匠，他的皮鞋后面也就不再墊那三厘米的差了。他一跛一跛地走到金紅玫面前，將手里的表拿開，把剛修好的這只戴到手腕上。

“這只更襯你。”他說，眼神又落去手腕上的一紅繩，上面串著兩顆玉珠子。一顆刻了竹葉，用金線鎏了廓，另一顆刻了個“疑”字，紅繩末尾是個活扣。

金屬手表戴在手腕上冰涼，金紅玫抬起手，將那手鏈摘下來，自己調試了手表的表帶寬度。司七一言不發地看著，又見把手鏈的活扣解開，拆下那竹葉，放到了桌面上。

真奇怪，玻璃柜面那麼，那珠子也圓潤，竟然不滾，只是安穩待在原地。

給他這個做什麼呢？

“離開上海那年，他把竹葉和恩兩不疑都留給我了，”金紅玫說，“他自己只拿走了結發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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