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向不是我寫作的季節，何況，今年我的緒特別低落。某種倦怠從冬季就尾隨著我，把我纏繞，細細包裹，使我陷在一份近乎無助的慵懶裡，什麼事都不想做，什麼事都提不起勁來，尤其對於寫作。

寫作是那麼孤獨，又那麼需要耐心和熱的工作。這些年來，我常覺得寫作快要變我的“負擔”了。我怕不能突破自己以往的作品，我怕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我怕失去了熱，我更怕——亙古以來，人們重複著同樣的故事，於是，我也避免不了重複又重複——寫人生的、恨、生、死，與無可奈何。我的好友三曾對我說過一句話：

“如果我們能擺寫作，我想我們就真正解了！”

或者，只有寫作的人才能瞭解這句話。才能瞭解寫作本帶來的痛楚，你必須跟著劇中人的深又深的陷進去，你必須共擔他們的苦與樂，你必須在寫作當時，作最完整的奉獻，那段時間中，作者本，完全沒有自我。所以，最近我常常在失眠的長夜裡，思索這漫長的寫作生涯中，我是否已經奉獻得太多了？包括那些青春的日子，包括那些該歡笑的歲月，包括那些閃耀在窗外，細雨輕敲著窗櫺，或月灑遍了大地的時候。我在最近一本小說《昨夜之燈》中寫了一段：

“全世界有多燈？百盞，千盞，萬盞，萬萬盞……

你相信嗎？每盞燈下有它自己的故事？”

是的，每盞燈下有它自己的故事。其中一盞燈下，有“我”這麼“一個人”，“孤獨”的把這些故事，不厭其煩的寫下來，寫下來，寫下來……

於是，我會問“爲什麼？”於是，我會說“我累了。”我從不認爲自己的寫作是多麼有意義的工作，我也從不覺得自己有“使命”。當初，吸引我去寫作的是一無法抗拒的狂熱，其強烈的程度簡直難以描述。而今，歲月悠悠，狂熱漸消。於是，我累了，真的累了。

今年，我就在這份倦怠中浮沉著，幾乎是憂鬱而□徨的。我一再向家人宣佈，我要放棄寫作了。又到莫名的傷痛，好像“寫作”和我的“自我”已經混爲一，真要分開，是太難太難太難了。又好像，我早已失去“自我”了。在那些狂熱的歲月裡，我就把“自我”奉獻給了“寫作”，如今，再想找回“自我”，驀然回首，才發現茫茫世界，竟然無有“我”。這種緒很難說清楚，也很難表達清楚，總之，今年的我頗爲消沉，頗爲寥落，而且，自己對這份消沉和寥落完全無可奈何。最可怕的，是沒有人能幫助我。

七月，天氣很熱。

七月，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沉在河流的底層”是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句子，第一次讀到它的時候我才十幾歲，懵懂中只覺得它好好有味道，卻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後，在我的作品中，我不厭其煩的引用這個句子，說來慚愧，依然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現在，我又引用它，更加慚愧！我還是不太懂。我給了它一個解釋，河流是流的，“沉在河流的底層”，表示“的是水，靜的是我，去的是水，留的是我，匆匆而過的是水，悠悠沉睡的是我。”

不管這解釋對不對，我的心確實如此。

就在今年這樣一個七月的日子裡，有封來自屏東萬巒鄉的短短小箋，不被重視的落到我眼前，上面簡單的寫著：

“瓊瑤士：您好！

在以前你不認識我，希以後你能認識我，很奇怪，是嗎？這裡有一個故事；我一直想寫但寫不出來，一個我的故事，我和“鴕鴕”的故事。“鴕鴕”是的名，一個發音而已，湖北話。今年二十四歲，我二十六歲。和我在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點十分在同學的舞會中認識，這其中發生了許多許多人的事。那兒有我完整的資料：信、素描、字畫、各類的東西。我這兒有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記，信有五百封左右。一切資料均有，但我寫不出任何一個字。請幫我一個忙好嗎？幫我寫出這個故事。

此祈愉快

韓青敬上

又及：本名袁嘉佩，我‘鴕鴕’。輔大。我本名就韓青，文大。

請聯絡：我家電話（八七）八八八×××。”

這封信沒有帶給我任何震盪，因爲信裡實在沒寫出什麼來。而這類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擱置在一旁，幾乎忘記了它。幾天後，我收拾我那零的書桌，又看到了這封信，再讀一遍，我順手把它夾在“問斜”的劇本里。

再過幾天，我看劇本，它從劇本中落了出來。

怎麼？“它”似乎不肯讓我忽略它呢！

我第三次讀信。讀完了，看看手錶，已經是半夜了。屏東萬巒鄉，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那位“韓青”已睡否？或者，我該聽聽他的故事，即使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不想寫任何東西，聽一聽總沒有害。而且，某種直覺告訴我，寫信的人在等迴音，寫信的人急於傾吐，寫信的人正痛苦著——

他需要一個聽衆。於是，我撥了那個電話號碼，謝電信局讓臺灣各地的電話可以直接撥號，而且沒有在每三分鐘就嘟嘟聲，來打斷通話者的緒。我接通了韓青，談了將近一小時。然後，我在電話中告訴他：“把你的日記、信件、資料統統寄給我，可是，我並不保證你，我會寫這個故事，假若你認爲我看了就一定該寫，那麼，就不要寄來！”“我完全瞭解，”他說，很堅定。“我會把資料和一切寄給你。”三天後，當郵局送來好幾大紙盒的信件和日記時，我簡直呆住了。天知道，我每日忙忙碌碌，還有多待辦要辦和辦不完的事，我如何來看這麼多東西？但，在我收到這些東西時，我忽然想起了喬書培（另一個寄資料給我的人，我後來把他的故事寫了《彩霞滿天》）。於是，我安安靜靜的坐了下來，安安靜靜的打開紙盒，安安靜靜的拿起第一本日記……有張照片從日記本里落出來了，我拾起照片，一男一的合照，照片裡是個笑得傻傻的大男孩子，一個長髮中分的大孩子，男的濃眉大眼，是個漂亮的男生，的明眸皓齒，笑得出兩排白牙，亮亮的，清清純純的樣兒。我放下照片，打開日記，扉頁上寫著：

“我墮落於五百里深淵，

而鴕鴕，你使我雀躍。”

我開始看日記，開始看信件，由於信件太多，我只能閱。韓青必然是個很細心的男孩，每封信上都有編號，鴕鴕必然是個很細心的孩，每封信裡都有確切的寫信時間：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奇怪吧，韓青寄來的資料裡竟有雙方的信。）幾天之後，我仍然沒有看完這些資料，但，憑我的判斷，這故事並不見得驚天地，或曲折離奇。可是，它讓我了，深深的了。不止，而且震。在那點點滴滴的真實裡，在那零零碎碎的小事上，而震在那出人意料，令人難以置信的“結局”中。等不及看完這些信，我再打電話給韓青：“你可不可能到一趟臺北？當面把你們的故事說給我聽？”我問，不忘記再補一句：“可是，我不一定會寫。”

“可能，太可能了！”他急切的說，幾乎立刻就作了決定。“八月一日是星期天，我不上班，我可以乘飛機來臺北，不過，你要給我比較長的時間。”

“好，整個下午！”我說，“你下午兩點鐘來，我給你整個下午的時間。”約好了時間，我在八月一日未來臨前，再斷斷續續的看了一些資料。心裡已模糊勾出了他們這故事的廓。到七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剛吃完晚餐，卻突然意外的接到韓青的電話，他劈頭就是一句：“我能不能跟你改一個談話時間？”

“噢！”我有些猶豫：“我想想看，下星期……”

“不不！”他急促的打斷我。“現在，如何？”

“現在？”我嚇了一跳。“你已經來臺北了嗎？”

“是，剛剛到。”“哦。”我再度被他的迫切了，雖然，那天晚上我原準備去做另外一件事的。“好，你來吧！”

七月三十一日晚間八時半，韓青來了。

在可園，我的小書房裡面，我們面對面的坐了下來。

韓青，中等材，不高不矮，背脊直，眉目清秀，有與生俱來的自信和自負相。穿著白襯衫，藍長，打著領帶，服裝整齊。頭髮蓬蓬鬆鬆的，眼睛大大亮亮的，眉濃濃的，脣厚厚嘟嘟的。他坐在那兒，有些張，不，是相當張。一時間，他似乎手腳都沒地方放，他解開袖口，雖然房裡開著冷氣，他卻一個勁兒的挽袖子，掏手帕，弄領帶……我把菸灰缸推給他。“從你的日記裡，我知道你菸，”我說，鼓勵的笑，想緩和他的張。“可是，我忘了給你準備香菸。”

“我有！”他拿出一包長壽，又找打火機。

點燃了一支菸，煙霧裊裊上升，慢慢擴散，他靠進椅子裡。我出一疊稿紙，在上面寫下：

“一九八二、七、三十一，韓青的故事摘要。”

然後，故事開始了，時間要倒回到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