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學武的突然造訪讓方木到有些意外，本能地以為那兩起殺人案有了新的線索。等楊學武把案簡單陳述了一遍之後，方木也迅速做出了自己的判斷。

「兇手把車開到了消防車道，對麼？」

楊學武點點頭。

按照他的推斷，兇手雖然和平室，但是從死者的鼻腔驗出了乙醚的分。這說明兇手並非死者識的人，而是採用騙死者開門，進而通過麻醉死者的方式室。

至於欺騙的手法，楊學武認為和走廊里的電箱有關。因為在進行現場勘查的時候，警方發現部分燈呈開啟狀態，而走廊里的電閘卻被拉了下來。遂推斷是兇手拉斷電閘，趁死者出門查看時，用乙醚將死者麻醉后，拖拽室。門旁的左腳拖鞋也可以驗證這一推斷。

據分析，兇手在室曾停留過一段時間，包括束縛死者及潑灑汽油，並脅迫死者撥打火警電話。縱火后，兇手將死者的灰五菱麵包車停放至消防車道，而後離開。

如果楊學武的上述推斷立，那麼兇手的機就是一個謎。

倘若他想殺死吳兆，將其麻醉后，可以輕而易舉地致其於死地。就算他希吳兆死於極其痛苦的焚燒，澆上汽油點火便是，何必放起一把火，又讓他撥打火警電話呢？更何況他還特意把車停在消防車道上，阻礙消防隊進場救火。

就在方木思索兇手作案機的時候，心底竟泛起一種似曾相識的覺。

楊學武已經會到方木的困，手從包里掏出厚厚一大沓打印紙遞給方木。

方木接過來，發現那是一些網頁的複印件，看上去，有些是新聞網頁，有些是論壇，在每個主題後面，都附隨著長長的回帖。

他連看幾張，臉竟起了變化。再抬頭時，發現楊學武正意味深長地看著自己。

「你的意思是？」

「對。」楊學武顯然已經對方木的想法瞭然於心，「是他做的。」

隨著調查工作的展開，部分線索被陸續匯總至警方。

其中，死者吳兆的妻子之所以能在案發後迅速趕到現場，是因為在凌晨時分接到了發自丈夫手機的短訊。信息容只有短短幾個字：家裏著火了，快來救我。吳兆的妻子回撥過去之後，已經無人接聽。

案發第二天，這部既撥打了火警電話，又發送了短訊的手機在園區的花壇里被找到。同時找到的，還有麵包車的鑰匙。手機仍於開機狀態，來自死者妻子的未接來電多達十餘個。那種仍帶著一僥倖的絕，可以想見。

經過對手機的檢查，除了死者吳兆的指紋之外，沒發現有價值的線索。

警方分析，那輛灰五菱麵包車，應該是被兇手開至消防通道的。這輛車作為證被警方暫時扣押，已拖至分局地下停車場保管。經過對整車進行勘驗和檢查，特別是車門把手和方向盤及離合、油門、剎車等部位，但是，沒有發現有價值的線索。由此可以推斷，兇手在作案時應該戴了手套和腳套。

又是一樁無跡可尋的謎案。

如果從案件的表像特徵上無法找到突破口的話，也許，分析兇手的心理痕跡就為最後一條可以嘗試的思路。

方木認為，兇手的作案手法現出明顯的「報復」的機。

這一點，也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實際上，警方從偵查伊始就將嫌疑人鎖定在侯永梅的丈夫程原上——不會有人比他更加憎恨死者吳兆。然而，調查結果顯示，程原在目睹妻子被活活燒死後，一直於神崩潰的邊緣。

由於住宅遭遇嚴重焚燒，短期並不適合居住，況且那粘附著妻子皮的防盜柵欄依舊立在窗前。所以，程原在火災發生后一直借住在母親家裏。案發當天至次日，程原一直沒有離開母親家。這一點，已經得到程原的母親的證實。此外，程原並不備駕駛資格，也不會開車。警方曾考慮程原雇兇殺人的可能，然而，對程原近期的手機通話記錄及往人群進行排查后，發現並無異常。

在方木看來，雖然可以把兇手的機確定為報復，但是，這起縱火案顯然不同於一般的報復殺人。在某種程度上，兇手非常完地「複製」了第一起火災。

首先，死者均被困於室，無法逃；

其次，火災無法得到及時撲救的原因都是消防車道被堵住，而且，罪魁禍首都是同一輛車；最後，死者家屬都在火災后抵達現場，目睹親人被活活燒死。

尤其是最後一點，用吳兆的手機向死者妻子發出短訊的，應該是兇手本人。兇手發送這樣的短訊，其目的並非是救人，而是讓死者的妻子來火場「欣賞」丈夫被燒死的過程。

死者在火場，到同樣的絕與恐懼。

死者的家屬在火場外，到同樣的焦急與痛苦。

消防員在撲救過程中，到同樣的憤怒與無奈。

這樣一來，兇手的作案手段就表現出強烈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的味道。一個人，因為自己的無公德心的行為，導致另一個人慘死。而同樣的報應，最終纖毫無差地落在自己上。

這種在犯罪現場呈現出來的氣質，與第47中學殺人案及富民小區殺人案何其相似！

據此，方木向負責偵辦此案的單位鄭重提出，要將三起殺人案合併偵查。理由是：其一，三起案件反映出嫌疑人相似的犯罪心理定勢。因罰而導致學生自殺的教師（第47中學殺人案）；因貪利而將生母逐出門外的逆子（富民小區殺人案）；因忽視公共安全而致他人慘死的車主。在兇手看來，這三個人上都有某種「惡」。這種「惡」，並非尋常意義上的大大惡。然而，對兇手而言卻是不可饒恕的。

雖然從現有的證據資料來看，兇手與這些死者並無生活上的集，甚至連那些「惡行」的間接被害人都算不上。然而，在他的心，也許已經把自己當作一個懲罰者，並擁有讓這些所謂的「作惡者」自食其果的權力。也就是說，他似乎對那些死者的「惡行」同，並竭力想把這種，反作用於作惡者上。

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近乎直線般的作惡——報應的思維。在某種意義上，它非常符合人類復仇文明中的一種——同態復仇。亦即以牙還牙，以洗。而與這種比較原始的報應觀念相關的另一個詞是：公平。換句話來說，兇手用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的手段，來實現他心中的所謂公平與正義。

於是，魏明軍像於一樣，用計算數學題與時間和生命賽跑；

姜維利應驗了自己的狂妄，重回「子宮」，並在溫暖的「羊水」中宛若嬰兒般倒懸；

吳兆則再次被自己的車堵住了生命之路，只不過，這一次死於熊熊烈火的是他本人。

此外，這三起案件引起的社會轟效應也恰恰是兇手最希看到的。

當那三名被民眾口誅筆伐的「作惡者」相繼以極宿命的方式死去時，拍手稱快者大有人在。似乎整個社會的激烈緒都從這些命案中得以宣洩。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讚揚，似乎也更加確信自己的行為並不違反道德，至是維護公平與正義所必需的。

在某種程度上，兇手的犯罪心理定勢在這種外部環境中再次得到鞏固和加強。他敢於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多次犯案，也印證了這一點。

其二，被害人相似。從表面意義上來看，三起殺人案的被害人的自屬幾乎毫無相似之。除了別相同之外，被害人的職業、學歷程度、家庭員況、社會往關係、經濟狀況都有很大差異。然而，在對三名被害人進行被害風險評估之後，就能夠發現，在遭侵害的風險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高度相似之。

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這種突如其來的「名聲」，都來自於死者生前的所謂「惡行」。經新聞披后，他們的所作所為都被展示在公眾的視野之，並迅速為街頭巷尾討論的熱點。

在介的引導及渲染下，他們的「惡行」都被無限放大，從無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變千夫所指。嚴厲譴責者有之，喊打喊殺者有之。一面倒的輿論讓這些普通人一夜之間為全民公敵。

魏明軍和姜維利的「臭名昭著」自不必多言，在侯永梅被燒死後，吳兆同樣在輿論的重下苦不堪言。除了紙質連篇累牘的報導之外，電視、廣播中也將他和那輛灰五菱麵包車反覆曝。特別是在網絡上，好事者對吳兆的相關信息進行人搜索后公之於眾。從手機號碼、住宅電話號碼到家庭住址、工作單位，甚至吳兆的妻及親屬的信息數據都被公開。

從楊學武下載並打印出來的那些網頁來看，幾乎每個門戶網站的國新聞中，都有關於吳兆的相關鏈接，各大搜尋引擎中，「吳兆」與「菱車主」、「消防車道」等都是熱門關鍵詞。尤其是網絡論壇，每個關於富都華城火災的帖子下面都附隨著大最回復。其中，「燒死他全家」、「無良車主必須付出代價」、「人渣！去死」等目驚心的字眼數不勝數。

如果把公眾發泄到吳兆上的憤怒換算熱能的話，他何止會為一焦，只怕連一點骨頭渣子都不會剩下。

這種全民皆言可殺的社會效應，在魏明軍、姜維利和吳兆上都有明顯的現，而恰恰是這種共，讓三名被害人為兇手彰顯「公平與正義」的目標。不可否認的是，被害人所有的這種輿論背景，大大強化了兇手的作案機。在某種程度上，兇手的意圖與公眾宣洩的需要高度契合。換句話來說，兇手之所為，即是公眾之所想。實際上，兇手似乎為公眾意願的代言人和執行者。也許，不僅在兇手心目中，甚至在整個社會的視線里，殺死這三個人，雖已犯刑法，但並不有違道德。於的母親直唿其為「大俠」，或許恰恰就是這種心念的現。

其三，犯罪手法相似。從表面上來看，這三起殺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三名死者分別死於失休克、溺死及火災。然而，過表面徵象，仍可以發現其中的共。

首先，兇手在作案時都戴了手套以及帽子，並著意清除足跡；

其次，因每次犯案時都需要攜帶一定數量的犯罪工，例如保險箱、水囊、水桶及油桶等等，兇手疑似駕駛機車輛前往犯罪現場；再次，部分犯罪工質相同。在富民小區殺人案及富都華城縱火案中，兇手都曾用乙醚來麻醉被害人，並用相同（或相似）的黃膠帶束縛被害人的手腳。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7中學殺人案中，兇手用木敲擊的方式使被害人喪失反抗，而在後兩起案件中則使用了乙醚。這似乎表明兇手在系列作案中，對作案手段的風險及可靠系數進行反思，並有意升級，進而選擇更有效、保險的手法；最後，兇手在三起案件中，都採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瑣程序來完殺人。從現場重建分析的況來看，在致被害人死地之前，兇手都已將被害人徹底制服。此時，殺死他們實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兇手甘願冒著在現場停留時間過長、隨時可能暴罪行的風險，費時費力地安排了非常複雜的「儀式」來殺死對方。

於是，魏明軍被迫用自己的當作墨水來解題以獲得碼。姜維利重回「予宮」並溺死於「羊水」之中，以實現「有能耐你把我塞回去」的狂言。在吳兆上，則幾近完地重現了侯永梅被燒死的整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