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幽憤汗青知

──高的小說和他的懷抱

文/張大春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過世。在當時還清晰可辨的臺灣藝文圈，那是一樁人人懷議論的大事。不過一兩個月之間，以擁有文學副刊的報紙傳以及現代文學刊紛紛發起了帶有追悼質的學討論會，以及刊登紀念專輯。前後不多久的時間，我就應邀寫了三篇談高其人其文其懷抱與的文字。至今回想起來，其中的部分觀點和申論，還是值得拿出來向高的新讀者簡略地作一介紹。

十九世紀英國著名史家卡萊爾（ThomasCarlyle,1795—1881）在評論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的歷史小說諸作時曾這樣說：

過去的時代並不只是紀錄、國家檔案、紙上論戰以及人的種種象形態，而是都充滿活生生的人。他們不是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則。他們都穿上了常見的上和子，臉上充滿了紅潤的，心裡有沸騰的熱，備了人類的面貌、活力和語言等特徵。

司各特在1814年發表的《威弗里小說集》（WaverleyNovels）一向被視為近代西方歷史小說的鼻祖，作者往往將一些虛構出來的人放置於一興一逝的兩個「時代」之間，畢現其所「經歷」的文化衝突，並且使史實上班班可考的「真實人」與這些「虛構人」相接，以就作者「重塑」的企圖。

如果《三國志通俗演義》最早的本子可信為明代弘治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話，那麼，早在《威弗里小說集》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羅貫中就已經基於某種同樣無奈的重塑企圖在展開他書寫「演義」的工作了。為什麼要說「無奈」呢？在甲寅本書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陳壽傳，考諸國史……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

庸愚子的這段話中所謂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那些擁有「知識／權力」的文人、知識分子，他們之所以厭惡「言辭鄙謬」「失之於野」的野史評話，可以解釋對史實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釋為對「知識／權力」這個相互喂哺的系統的捍衛。「士君子」絕然不能忍的正是歷史被非士人階級的鄙俗大眾「妄加」虛構、杜撰、發明以至於無中生有。

而羅貫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書寫工作，也正是一於士君子階級和鄙俗大眾階級之間夾的產。然則，庸愚子以詩教贊之，亦猶如卡萊爾所稱許於司各特了。

一生完了二十七部歷史小說——其中包括英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劫后英雄傳》（Ivanhoe,1819年）——的司各特在1821年獲得英國國王授予的爵士封號，併當選為丁堡皇家學會主席，且直接影響了後世英國作家薩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1811—1863）。但是在司各特死後整整一百三十四年，歷史小說家高卻在他的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李娃》的序言《歷史·小說·歷史小說》中，重新品嘗了一次和羅貫中類似的夾滋味。他這樣寫道：

胡適之先生的「拿證據來」這句話，支配了我的下意識，以至於變得沒有事實的階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不開去。

非徒如此，高甚且以謙卑的口吻說：「對於歷史的研究，我只是一個未窺門徑的『羊』。」即使當他發現了一段記載，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傳說是陳友諒的親生兒子）因胡惟庸謀反而牽連在，夫妻焚宮自殺，緣是有而發，試圖將這個材料發展一個「極其壯烈的悲劇」，高卻如此寫道：

由複雜的恩怨發展為政治的鬥爭，終於造倫常劇變，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於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遷怒而侵奪相權。這是一部所謂大小說的題材，但必為歷史學者所嚴厲指斥，因為沒有實在的證據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設。這就是我所以不敢試寫歷史小說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終於要來嘗試一下了。」高接著寫道。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長短篇歷史小說著作中因顧忌「歷史學者的嚴厲指斥」而寫過任何一篇像《歷史·小說·歷史小說》這樣辭謙意卑的序言。

個中究竟，是高對於「拿證據來」的考證要求心無掛礙了呢？還是他始終一本「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呢？高本人向未明言，他自己甚至還不止一次地在考證筆戰中指責過其他的學者罔顧史料或不明典故。這樣的轉變可能並不只是因為高在某些史料考據的領域裡「擁故紙而自重」，卻也可能是由於高在寫作歷史小說的過程中深刻玩味出重塑歷史的雄辯技與特質。

悉高歷史小說的讀者大抵知道，高的作品並不刻意經營作的節，而以較多的筆墨鋪陳人之間曲折細的心計以及淵通博曉的對話，參廁其間的，則大多是某景某某陳設名或某詩文辭章的來歷典源。絕大多數以連載於報端形式首度發表的作品既然是在且刊且寫的況下完的，讀者經常會「覺」到：高又在「跑野馬」了。

所謂「跑野馬」，往往就是讓小說中的人「顧左右而言他」。所言者，可以是與故事主要節有關的、可以引起聯想的前朝事典，如《曹雪芹別傳》里走鏢的江湖人馮大瑞說到漕幫造反的企圖：

「……芹二爺你們想想，有多人反他（按：指雍正）？連他自己親弟兄，不止，據說連他親生的兒子都在反，那就不用說外人了。」

這了曹雪芹塵封已久的記憶。

這一之下，曹、馮二人的對話加上曹本人的轉念回憶，便岔了雍正廢皇兄、皇子的種種舊聞之中。以連載形式言之，可以「滔滔（連載）三日而不返」。

有些時候，「顧左右而言他」的容甚至可以和故事的主要節全無關係，如《燈火樓臺》（一）中，述及胡雪巖和羅四姐（螺螄太太）一席宴談的景：

……作主人的當然要揀客人悉或興趣的話題，所以自然而然地談到了「顧綉」。中國的刺繡分三派，湖南湘繡、蘇州蘇綉之外，上海獨稱「顧綉」，其中源遠流長，很有一段掌故，羅四姐居然能談得很清楚。

「大家都曉得的，顧綉是從香園顧家的一個姨太太傳下來的……」

一個「顧綉」的話題「自然而然」地扯到明朝嘉靖年間顧名儒、顧名世一族中姬妾嫻於針縷的次要節上去。讀者在隨高的野馬跑進顧名世的「香園」的同時，或許並不會怪罪：這一章的主要節——「胡雪巖這年（按：緒七年）過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自然是由於七姑中風，使他有一種難以自解的疚歉之故。不過，在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胡家的年景，依舊花團錦簇，繁華熱鬧。其中最忙的要數『螺螄太太』」，也就是上引的這一段，戛然而止，作者掉頭倒敘同治年間從胡、羅初識到締親，而直到《燈火樓臺》（一）卷終，也就是距「胡雪巖這年過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足足有三個章回，印刷書的容則計有一百九十頁，讀者還未曾完全掌握：為什麼胡雪巖的心境不如往年？

高之「跑野馬」「走岔路」「顧左右而言他」，牽攀藤捲枝蔓般所謂「次要」或「次次要」的節是很可以被一些講究「事件結構」的評者「嚴厲指斥」為「蕪雜」的。但是，這樣的指斥容或也只是囿於「事構」學規律，取譬於「骨勻稱」的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而已。

高「浩浩如江河，挾泥沙而俱下」的諸多巨構，的確不免引人細思：那些「泥沙」「枝蔓」果真是「不必要」的嗎？抑或高原本試圖藉由小說這種「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制，完某種足以包羅歷代習俗、名、世態、民風、政、地理以及辭章等典故知識的大敘述呢？累積乃至於堆砌足夠富的典故知識確乎對一個可能會被歷史學者「嚴厲指斥」的小說家有利。高重塑歷史的雄辯技與特質即在於此：他不只運用全知觀點的敘述者隨時敘各式各樣「實屬毫末」的典故細節，也化書中每一個可能的人，賦予其「博覽群籍、周洽世事」的能力。像《小白菜》里的帝王師翁同龢當然可以隨口徵引乾隆時代慧賢貴妃父兄因貪墨而遭斬決的故事，至於《狀元娘子》里的煙臺名李藹如不明白「有德則稱，無德則否」的出，亦不妨事，因為可以「聽洪鈞為講過《史記》」，所以也就解悟了上述八個字出自沛公正朝儀的事典及意義。

當高小說中的人也猶如孫悟空上拔下來的毫而為「敘述者／作者」的化時，典故知識能夠揮灑羅織的空間也相對地增加了許多，如此一來高本人的角（無論是作者或敘述者）可免炫學之譏，同時，也締造了一種疊床架屋、層層遞轉的複雜敘述結構。

值得注意的卻是：高儘可能讓他小說里的人（無論是漕幫鏢頭、姨太太、帝王師或者）分擔作者那龐大的、累積典故知識的工程，其中似乎不無向「士君子」階級者流示威的底細。當年庸愚子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所謂「蓋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的命意，到了高筆下，顯然又遞進到「蓋小說中人皆得而知之」的地步。這裡所謂的「知之」，正是《歷史·小說·歷史小說》那篇序文里一再令高謙稱「之卻步」的「歷史的研究」。

至若小說里某個聰明伶俐的侍妾或者某個參軍戲的稽演員等「里巷鄙人」，能夠信口拈出某僻典出於某僻書之類的景，也適足構對那些「擁學自重」的「士君子」的冷諷。

至於借角輾轉地「挾泥沙」「跑野馬」「走岔路」「卷枝蔓」以締造的複雜敘述結構，則尤應被視為高作品對現代小說的一個重要貢獻。只不過這一點卻尤其為讀者、評家所忽略。

在討論這一點之前，必須先指出的是：自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43—1916）以來，論小說之敘事觀點（pointofview）者常以區別「觀點」為探索小說意義的起點，而對許多長篇小說（由於篇幅龐大的緣故）經常採取較多不同「觀點」的敘事手段概稱之為「全知觀點」（omniscientpointofview），以為持此一立場之敘述者可以隨心所地明了（包括上的種種接和會）故事中的一切，並隨意從某些人的外在世界進其心活，且隨意移躍至另一人或時空，而作者亦擁有在任何時空中現評斷故事意義或說明故事主旨的特權。

高歷史小說複雜的敘述結構卻為讀者建立了一個新的探索起點：「全知觀點」是否為「隨意」進出遊移的敘述活？無論這個問題的答案為是為否，其原因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