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於高生前曾多方請益，就中一回詢及：「您的小說里好像吃飯喝酒的場面特別多，這是什麼道理？」高答得老大不高興：「談事嘛！不在飯桌上談，去哪裡談？漫說古人，今人要談個什麼事，不也要喝杯咖啡？」

這一段談話可以視作高歷史小說敘述上的一個樞紐。讀其作品的讀者不難發現：高小說里的人大多健談。而這個「談」字包括了過小說人之縱飲淺酌所引發的對話，抑或人個別的心獨白，抑或敘述者概略而不詳盡地用廣角方式（panoramicmethod）加以敘述式說明（narrativeexposition）——也就是不細陳故事或節之景象，僅如報告「本事」般代資料的背景等等。種種「談」的互串聯、牽引、替換，目的不外喚起一種「述史」的論述氛圍，並始終在小說的節之外、節之上濃重地敷設這個論述氛圍。

在高的數十部歷史小說中，這種以「談」為核心，以「述史」之論述氛圍為要領的表現形式不勝枚舉。有很多時候，角無可談之人，便出之以獨白。而且會將獨白裝點有如對話一般熱鬧。

高運用心獨白的設計極其小心，迥異於一般擅長以同樣手法表現浪漫敘述（RomanticNarrative）的作品。在《尾香羅》和《醉蓬萊》中，這種心獨白的設計甚至被大量用來敘述一位作家如何構思或修改其作品的過程，一任以知識的、專業的、技的趣味為鵠的。例如在《醉蓬萊》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洪昇如何構思寫作《長生殿》，並以楊貴妃影董小宛：

不好！洪昇自己否定了這個念頭，因為影董小宛太明顯了。就「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來說，這個仙非天孫織不可。

由於天孫的援引，楊玉環復歸仙班，《長恨歌》中「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花貌參差是」的描寫，便有著落了。不過，復歸仙班，應有一個程式，起碼也有一兩齣戲好寫，至可以寫一出「解」。

然後再回到人間，南凄涼的筆墨，固不可；民間艷屑流傳，不得也有人嗟嘆悼念。洪昇心想，除了「白頭宮」話天寶事以外，李年也大可出場。至於寫到唐明皇改葬楊貴妃一段節，必不可，因為有影董小宛祔葬孝陵的重要關目在。費躊躇的是，既已解，從何改葬？

無論對白、對話或作者／敘述者的敘述，由「談」字輻散而的、「述史」的論述氛圍中，大量的典故知識使高的歷史小說充滿非作、反節，略無景象描寫的一個雄辯整。他似乎和中國章回小說，也是歷史小說的鼻祖羅貫中正走著恰恰相反的路子。

羅貫中似乎有意識地要將那些原本不屬於庸俗大眾所「應該擁有」的歷史數據改寫足以吸引里巷黔首的演義，他所使用的淺近文言文至令說書人不覺枯失味，以至於為了功刻畫出「歷史舞臺」上鮮活的人，而不惜大量竄改了「正史」的文本——比方說：把斬殺華雄的一筆賬從孫堅那裡盜栽於關羽的名下，乃有「溫酒斬華雄」的戲劇高。此一努力可以稱之為演義家「以曲說改正史，卻釋出並顛覆歷史論述」的微妙運作。

然而高絕非這樣的演義家。高的小說，與其說是從「正史」演（衍）出而為里巷黔首著錄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依仰「正史」而生卻始終附麗於「正史」之下的小說，毋寧以為反而是過一看似小說的雄辯整，搜羅各種容或不出於「正史」的典故知識來重新建築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經典地位等量齊觀的歷史論述。這也是高不憚辭費地在諸多原本各自獨立、容未必相干的小說中借人之「談」，反覆申言他在李義山詩、董小宛世生死之謎、曹雪芹家族辛乃至於五行生剋論等課題上獨到的發明或發現的原因。

終高一生，可能無緣深識羅蘭·特（RolandBarthes,1915—1980）的《寫作的零度》（1953年）或《符號學原理》（1965年），然而，高積三十餘年數千萬字的孜矻創作，卻不期然暗合於特的某些理論。1977年，特在法蘭西學院文學符號學講座的就職演說中提及：

說話（parler），或更嚴格些說發出話語（discourir），這並非像人們經常強調的那樣是去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語言結構是一種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特哲學的關切在於將語言視作一種權力的主及實踐，他視「語言」「無外」的一種「權勢／奴役」的有機運作。這一運作中必然出現的兩個範疇是：判斷的權威以及重複的群。質言之：語言之所以可以達通，是由於「通」的雙方已然先驗地臣服於「語言」與「意義」之契約關係，且此一關係更過一組又一組可以轉相註釋之符號合群地彼此支持（重複）而益形鞏固。

對「無視於」特的高來說，他一部又一部以「談」（特所謂的「說話」或乃至於「發出話語」——在小說中也就是「對話」和「敘述」）為核心的小說其實另有其和「權力」的依違辨證關係——千百個猶如前述所謂「孫悟空的毫」一般被高用來「發言」的小說人正是過歷史論述所顯現的正典化（Canon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語言」去侵奪權勢之籌箸。

高自非徵逐世俗權勢之徒，那麼，為什麼筆者要強調他的小說中「談」的「權勢底蘊」呢？下面這兩段文字是高晚年所寫的兩篇文字的片段，先抄錄出來，再綜論之：

但使行有餘力，我將從考據唐宋以來詩的本事，研究運典的技巧，來說明詩史的明暗兩面。但願有一天，我有足夠的學養在中文系中開這樣一門課。（《「詩史」的明暗兩面》。按：此文收錄於《高雜文》。）

所謂「茶宴」，以茶為主，以松仁、梅花、佛手為「三清」，沃雪烹茶，稱為「三清茶」，佐以府果餌，即是現代的茶會。宴中照例聯句，或者制詩一兩章，命群臣賡賀。……重華宮茶宴以才學選，親藩王公雖位尊而不得與，此為高宗出微賤，但卻看不起不讀書的貴人的一種表示，涵義甚深。讀龔定庵詩：「乾嘉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夢多。」不覺悠然神往。（《重華宮的新年》。按：此文亦收錄於《高雜文》，推究文義，當是為報刊所寫應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在友人為他舉行的六十五歲壽筵上展示抒懷七律一首，詩卷上有閑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於報端披，眾人皆以此為酒余趣談，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含了多「不遇」的牢。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語若有「明暗兩面」，則明的一面已充分顯示高未能封為「今之翰林」的慨。在高的朋輩之間，不乏常聽他提及「應某校某教授之請，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講」，頗有授業上庠之概。所謂「但願有一天，我有足夠的學養在中文系開這樣一門課」不只是祈許之詞，亦深含反譏之意。這與高過世前數年時時憤言「恨當今學界無人堪當大任」之語映對，總一嘆。

至於暗的一面，我們不要忘記：前引龔定庵詩中的嘲誚，還有龔定庵其人的遭遇、與懷抱。龔氏由於書法不佳而不能廁於一二甲進士之林，深為憾悵，於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習書法，務使墨跡娟秀嚴整，待「士君子」之賓客來訪時，常差遣這些侍妾奴婢以筆墨書字以窘之，如此調侃居心，與高讓故事中的邊配角顯揚腹笥，其實頗稱異曲同工。我就親聞一位歷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場酒宴上當著高的面開玩笑說：「我三十年寒窗所學，還不如你筆下一個丫鬟。」這也是高託言讚賞清高宗「看不起不讀書的貴人」的自尊與自傷。

高自從《李娃》（1966年）、《風塵三俠》（1966年）、《荊軻》（1968年）之後，逐漸離了大量雜以純就作節或式描述為取向的「小說家本位」，從《大將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許促使（或加速說明）他解悟了歷史小說寫作者經由典故知識的累積力量取得正典（權勢之另一層次）地位的能力。於是，他的小說人（許多於「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廣角方法的簡賅綜述之下各自分擔了「次敘述者」的有力發言權，他們對話，並且在對話中製造更多的對話，「談」之又「談」，營造了另一種歷史。這不正是小說「街談巷議」的本質嗎？無論「士君子」稱許與否。

談之又談，眾妙之門，這裡面還有玄機。

基於對某一種巨大又神的力量之好奇，高總會不時地想要驗證：有一種驅使人生、時局和世運的巨力，不斷地催迫著世界前行，無人可以抗拒，也無人得以逃。但是就像著迷於星象之學的人，高往往也出於喜好驚奇、憬慕造化的心，對於歷史的發展，高還有一種探索並驗證其神巧合的懸念。他執意要以剝繭的尋繹窮究去察歷史推移的過程，之所以如此，簡單地說，也還就是為了追蹤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時宜」的牢有何來歷以及如何確當。

另一方面，高又不甘於歷史書寫拘牽於正統史「立足本朝」的詮釋樊籠，並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時宜」卻可能「信而有徵」的掌故材料，於是便借著小說而大事「重塑歷史」。

當然，這兩方面是輒會出現矛盾的——一個淺而易見的質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來歷（掌故），而這來歷又提供了世事發展、存在之正當，則牢又何必有之？

我曾於一次「進城喝兩杯」的場合里向高追問這一點，他微醺而慍，道：「那就不能談了嘛！」我唯唯應之，心想：那也確實不能談了。

高所關切的本非「詮釋的循環」之類「狗咬尾團團轉」的象高論，他毋寧先假設自己的牢既有來歷，又因之而誠屬確當，然後再鉤稽文獻、搜求墳典，為他所羅織的歷史「拿」證據，所以高自一派的「索」「考據」遂多見「發明」，而且難以置辯。

高的牢約而論之，其實就是「不遇」二字。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國傳統文人、知識分子乃至於失意政客所共同備的一種神狀態，之者曰「懷」，詆之者則曰「段」。

然而懷雲者，段雲者，其「不遇」則一，也都和主觀的意志與客觀的遭際之間互無妥協的境有關。高之「不遇」也可以從兩個面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很難在一個由他自己樹布的歷史知識網路上找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甚或在同一淵博基礎上與之對話無礙的友朋；另一方面——也是極其殘酷而現實的（這與龔定庵何其神似？），他從來沒有一張正式的學者資格證書。

在歷史的迷宮中縱橫捭闔、揮灑出的高一向講究「證據」，但是終其一生，臺灣這個素來好吹噓「文化復興」「文化建設」的社會卻從來沒有以任何「證據」認定過（哪怕是一項榮譽學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詩或紅學等領域中浸鑽研的功夫以及卓越家的地位。